半年前當亞投行的議題，在新聞上仍聚焦於名稱及創始會員爭議時，我在東吳大學科際整合研討會中專題演講，指出亞投行應該是中國大陸實現四大戰略的交集點，而這四大戰略包括：瞄準全球基礎設施的需求、去化國內過剩的產能、重塑和平崛起的形象，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企圖。
這四項戰略或許是可以各自獨立的擘畫，但實質上卻是互為犄角，彼此呼應，最終匯流為國家長期發展的基調。
去年四月在北京三經論壇開幕致詞時，我曾預告今年大陸會在匯率改革上有所動作，這不僅是基於複製台灣經驗而有的推論（台灣是在1989年取消施行十年的中心匯率，而大陸自2005年推出中價匯率亦滿十年），更是人民幣國際化道路上一個自然的發展。
談起人民幣的市場化，必須回溯至1993年10月國務院發布的「關於進一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通知」，開始跌跌撞撞的匯率變革，其間也引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但也造就連續大量順差所累積的外匯存底。
大陸全國上下投入環境、土地、低薪等成本，透過經年累月的貿易順差，最後換得美國的貨幣及債券，是否划算？這是國家的選擇。但2009/3/23人行行長周小川在自家網路的專文，卻也凸顯人民幣的市場化進程其實涉及更高的戰略層次。這篇「關於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文章中，周小川認為當時的全球金融危機曝露出國際貨幣體系的缺失，從而呼籲另設一能與國家主權脫鉤且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準）備貨幣。此一建議隨即引發討論，甚至有勞歐巴馬親自出面澄清美元的穩定，足見確有打到痛點。但周小川的倡議無非是凱恩斯1944年在布列登森林會議所提Bancor構想的1.5版（還說不上2.0版），以凱恩斯當年的聲望都不敵國際現實，周小川為何仍慷慨陳詞？在文中，周小川也自承此提議實現不易，其真正目的「項莊舞劍，志在沛公」，應在SDR的大目標，也就是文末所提「將SDR定值貨幣擴大到世界主要經濟大國」。這篇文章的妙處是隻字未提美元，但美國反應相當強烈；也隻字未提人民幣，但舉世皆知其意圖在使SDR納入人民幣。凡此我在2014/5「人民幣藉凱因斯布局」及「躋身人民幣四大離岸中心的機會」二文略有闡述，於茲不贅。
上月習近平藉聯合國大會之便訪問美國，雙方聯合聲明提到在符合IMF評估標準的前提下，美國支持人民幣成為SDR的準備貨幣，一改8/5 SDR暫緩納入IMF議程的氛圍，一般預期在十一月IMF董事會中可能就此進行討論。
人民幣納入SDR，也許只是時間問題，但對中國大陸言，卻又只是問題的開始。因為做為國際準備貨幣，必然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加深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衝突的可能性，而且因資本帳的開放以及資金的自由流動，國內經濟的穩定必然要付出代價。可以想像未來大陸會在維持幣值穩定、推動人民幣投融資、拓展國際政經影響力，以及展現國際承擔方面積極投入。
對於台灣而言，2009/4簽訂兩岸金融合作協議，同年底完成銀行、保險、證券三項監理合作MOU，至於貨幣清算MOU則於2012年完成。至今人民幣存款雖已達三千億元，但僅占離岸人民幣總額的1/10，而離岸人民幣占境內人民幣不過約2%，因此台灣在離岸人民幣業務發展雖慢，但仍具相當的空間及潛力，現階段應藉大陸願意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之時，積極推動2009年框架中已有的回流機制，以及我在任內所期望的貨幣互換協議，進而創造躋身離岸中心（或籌資中心）的有利環境。
(本文刊載於2015.10.27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