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英國女王薨逝，如果問她臨終有何憾事？對不起，這裡談的當然要與金融相關(所以與卡蜜拉無涉)，而英國金融界人士應該會同意，合理的答案應與2008/11/4女王造訪LSE時的驚天之問有關。
當時金融海嘯正熾，倫敦市場一片蒼涼，女王到訪倫敦政經學院，聽取簡報後，只提出一個簡單問題：Why did nobody notice it? 據報導，現場寂然無聲，LSE負責人囁嚅以對：「在每一階段，人們都倚賴他人，而每一個人都認為自己做對事了」。言下之意，沒人需要負責，答了等於沒答，女王當然不會滿意。一晃四年，2012/12/13恰好是十年前的今天，女王走訪負責金融監理的英格蘭銀行，該行一位主管Sujit Kapadia自告奮勇要回答四年前的問題：「大家以為市場有效率、大家認為法規沒用、而且經濟不錯、自滿之心滋生」。這種講法，女王反應如何，不得而知，不過次日媒體顯然並不捧場。
上週在劉大中/蔣碩傑基金會專題演講金融自由化過程時，我提到這個故事，聽眾不禁莞爾。事後我得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回饋，其一是肯定三十年前啟動的自由化，觸發日後金融界的活力；另一則是認為自由化不足，監理沙盒變沙坑。事實上，自由化是否足夠，是動態的觀念，要不時滾動檢視，採取相關的配套措施，佈建妥適的安全網，至關重要。三十年來，台灣經歷三次金融波動，即1995年本土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是舉世唯一未獲國際貨幣基金援助，而能度過危機的國家，當年國際財經媒體稱A non-IMF member weathered financial crisis，如今觀之，是一項極高的肯定。
十年前，Kapadia在英格蘭銀行的搶答，其實有點出金融危機的原因，只是在女王座前，用字精簡，乍看不能凸顯深層的意旨。K氏說People thought markets were efficient，擺明當時市場已失去自我調整的功能；K氏又說People thought the regulation wasn’t necessary，也擺明當時很多人視法律為無物；K氏又表示there was this growing complacency，充分說明市場的倨傲自滿；至於the economy was stable，當然是暗指居高不思危的心理。所以K氏雖然惜字如金，但對時弊的針貶，卻是恰到好處。
三十年來，我們在落後歐美的劣勢下，穩健推動金融自由化，又遭逢全球化、逆全球化、數位化等潮流的交錯衝擊，一路走來，委實不易。女王在2008年有驚天一問，其實難怪，看到信評機構的後知後覺，目睹華爾街坐擁駭人高薪，也見識到複雜商品問世卻說不清風險時，就應該警覺危險即將失控。當年LSE勉強回答女王問題時，講了一個關鍵詞At every stage，在每一階段，其實存在不同的風險，如果仍然採取以往同一方式，女王恐怕五至七年就要問一次相同的問題(摩根大通銀行老董告訴她女兒，金融危機就是每五到七年就會發生的玩意)，金融界或監理機關還不如定期自問，或許更能防微杜漸。
上週張忠謀先生在台積電移機典禮，講了一句話，雖是對半導體界說的，但對金融自由化也挺受用；「開始的浪漫已經消逝，初期的興奮也已消失，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對執政者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