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東區，夜幕籠罩信義商圈，在燈光柔和的書城一角，發現一堆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書，涵括渠30多年來的十餘本著作，中英文皆有，相較於一年前的場景，真是截然不同。當時我曾應某週刊之邀推薦好書，其中一本為史景遷早期的名著「改變中國」，雜誌出刊不久，友人來電表示在書局中遍尋不著該書。何以前後不到20個月，竟有如此差別？應該與史景遷去年11月來台訪問有關，不僅與歌手伍佰以粉絲之姿表示欽仰有關，更與阿扁總統親自接見，當面推崇其研究中國歷史之成就有關。不過有趣的是，據媒體報導，阿扁總統曾向大師探詢有無可能寫一本「改變台灣」？
應該不太可能。一方面史景遷在演講中自承其精力集中於中國研究無暇他顧，另一方面其名著「改變中國」是有主詞的，從書名To Change Chi-na：Western Advisors in China from 1620－1969即可得知，不是史景遷在改變中國，而是記錄一群洋顧問先後從明朝、清朝、民國乃至文革後在中國的活動對中國產生之影響。如果寫一本「改變台灣」，其主詞為何則將大費思量；百年台灣，政治、經濟、人文、景觀乃至文化、思想均有急遽的變遷，孰令致之，是鄭成功、兒玉源太郎、蔣經國、還是李登輝？在「改變中國」一書中被大量運用之洋顧問信函與家書，在台灣能否有所角色？「景」仰司馬「遷」的Spence，恐怕也頗感躊躇。
史景遷雖是耶魯大學的歷史教授，但少有論文發表，其窮畢生之力，將中國近代史小說化的功力，無人可及，香港評論家認為其不完全是史學家，毋寧稱之為講故事的高手，似亦頗為傳神貼切。說故事的人本身，並不能改變中國或台灣，其僅能生動敘述其所查證的史料或軼事。「改變中國」出版於中國門戶緊閉之時代，十年後，在「鄧小平座車於十字路口打左轉燈向右轉」的寓言中，中國大陸進行改革開放，史景遷雖有三冊「找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of modern China）敘述此一演變，惟以書名論，則以法國媒體工作者Erik Izraelewicz所著「當中國改變世界」（Quand La Chine Change Le Monde）較具有互動的震撼。E.I對所謂China shock極為重視，只緣近十年來大陸挾其人力，不僅成為世界工廠，生產全球70%的玩具，60%的自行車與紡織品，50%的電腦及照相機；更提供全球最多的消費人口，消耗最多的能源物料，攫取最多的就業機會。中國已從「改變」的客體，轉為「改變」的主體。難怪比爾蓋茲曾表示，中國的快速發展，已跨越兩個i的階段（initiation/imitation承包/模仿）而直接進入第三個i（inno-vation）。
事實上，中國的崛起與改變，應歸功（至少一大部分）於台灣的人力、資本、經驗與刺激，E.I亦承認在中國的發展中，台灣是最佳的學習對象。今後在中國繼續蛻變的路途上，已投資上千億美元的台灣是坐視還是參與？是無視緊鄰經濟體的存在，還是嘗試與之共存共榮？這也是本次經濟永續發展會議中始終難解的習題。在討論中，每次觸及兩岸問題，總有碩學之士，將平日之專業棄置一旁，而以單純的敵意，否定兩岸產業分工經貿往來的現實，使早已面臨金融需求外移的金融界，陷入持續偏枯的局面。其實經濟學人雜誌三年前曾以Dancing with the Dragon（與龍共舞）為題，描述兩岸經濟互動的微妙，「與龍共舞」四字一則表示兩岸文化相連經濟共生的宿命，間亦表達步步為營謹慎將事的態度。兩岸互動，非無風險，但風險不宜管制，只能管理，反對人士中不乏講授風險管理之學人，應知以堅壁清野拒絕接觸的方式避險，只是駝鳥埋沙的心態；透過審慎規劃縮減曝險才是正面迎戰的藝術。
以目前情況，才氣洋溢如史景遷亦無法寫出一本像樣的「改變台灣」；只有以積極心態在掌握兩岸產業分工、暢通兩岸經貿往來的前提下，或許尚可在未來商請史景遷執筆一冊「台灣改變中國，中國改變世界」。
史景遷不過是講故事的高手，至於故事本身還是我們的責任。
【本文刊載於 2006-07-25/經濟日報/A10版/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