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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的社會契約

The Post-Pandemic Social Contract

作者:Dani Rodrik, Stefanie Stantcheva

出處:Project Syndicate

 

本篇文章中提到,近十幾年來,勞工對於資方的議價能力下降導致了現在的社會亟需一個新的形式讓資方和勞方間可以更順利的對話以及合作。而疫情的關係,使得貧富不均的狀況變得更加明顯,各方尋求改革,方向包括:勞動力對於新科技技能的需求、政府提升教育以及在職訓練計畫並使得上述計畫與勞動市場接軌、社會保護以及社會保險的提升(尤其是對於零工經濟以及非正式契約下工作者的保障)。

 

而作者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企業的決策伴隨許多「外部性」,這些外部性中也包含了所謂的「好工作外部性」(“good jobs” externalities),好工作指的是工作相對穩定、薪水也足夠支撐合理水平的生活以及存款、工作環境相對安全並且在未來職涯發展上有較佳的機會。創造這類工作的企業往往在社區注入了動力。企業在決定該雇用多少人、支付多少薪資以及如何運作等決定不單單影響到企業底層的員工,當一個企業決定將產線自動化或是外包部份業務至國外時,在地的社區將受到長期的影響,但這樣的影響並沒有「內部化」到經理階層或是股東身上。

 

故作者認為,要改變現今經濟不平等的問題,責任在於企業需要將他們所製造的社會外部性「內部化」,旨在提升勞工技術以及就業能力的積極勞動市場政策應當擴大至企業的合夥公司,並且明確地以增加好工作為目標。產業以及地方目前以減稅及投資補貼作為誘因的政策應該改成客製化的商業服務及設施,促進企業創造最大的就業機會。國家部分則需要調整創新體制,讓企業在投資新科技時以「就業友善」為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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