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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題目與「哀莫大於心死」無關。哀莫指的是魯道夫．哀莫（Rudolf Elmer），一位瑞士的金融從業人員，在台灣也許籍籍無名，但因「吹哨者」（Whistleblower）的角色而聞名於瑞士，並為國際金融圈所矚目。
哀莫在經營private banking聞名的貝爾銀行（Julius Bar）服務多年，1994年受任開曼群島子公司的法遵長，在職期間與當地負責人交惡，哀莫聲稱與阻擋同僚的交易有關，甚至因內部文件失蹤被交付測謊，2002年底並遭解職。哀莫向稅務單位提供資料告發卻受限於銀行保密法無疾而終。2005年哀莫因提供(出售)銀行客戶資料予媒體，開始一連串的訴訟生涯，十餘年來被檢察官偵訊近五十次，出庭卅餘次。 哀莫其實並非瑞士「私人銀行業」唯一的吹哨者，其他兩名國際知名的「同行」，H. Falciani逃亡法國獲得法國政府庇護（HSBC案）；至於更出名的B. Birkenfeld（UBS案）甚至在2012年獲得美國國稅局一億美元的專案獎金。但哀莫在德國政府願提供「證人保護」的條件下，仍堅持留在瑞士應訊。
吹哨者長期訟累，被爆料的銀行在國內反而無事（在國外因協助外籍客戶避稅而被鉅額罰鍰），其原因與瑞士1934年獨有的銀行客戶資料絕對保密有關，哀莫自2003年起向瑞士稅務單位舉發無功，也肇因此一法條。
去年底，正當哀莫仍為吹哨纏訟不已時，金管會顧主委連續三個月對金融吹哨提出看法，由十月份「吹哨者制度納入內控內稽規定」，至十一月「資產兆元以上銀行，須設吹哨者保護系統」，再到十二月「要求特定金融業，不得對吹哨者有不公平對待」，連續出招，哀莫如果得知一定恨不生在台灣。
姑且不討論瑞士銀行保密的特殊規定，因為在國際壓力下，瑞士政府業已先後與歐盟及OECD達成協議同意相關資料的交換，並於本年開始實施。如就吹哨者制度言，主管機關會樂見甚至鼓勵「吹哨」，一方面因為本身人力物力不足以揭發金融機構內部不法行為，另一方面也因為吹哨者的資料往往完整而精確，附帶也可及早嚇阻金融機構不良的意圖。
至於金融從業人員為何願意吹哨，摘發原單位的不法？誠如瑞士巴塞爾大學的Pieth教授所說，吹哨者「不見得盡屬善類，動機也不見得單純」，我們不能否認確有人正義使者化身，但實務上也常見到與同事交惡引發報復行為，或本身也涉及不法惟恐事發牽連故先行舉發，甚至在另案被告而與司法單位進行某種交換等，但不論如何，能使金融機構經營維持正軌，主管機關邀吹哨者搭檔，也是一種必要的選項。
在訴訟路上踽踽獨行的哀莫，多年來在司法及媒體方面未獲得公平的對待，縱使是近一年來，輿論開始表示同情，在法院程序上卻仍為偏見所困。這與瑞士對銀行保密在整體環境上有不可侵犯的地位有關，尤其是瑞士金融來自海外客戶的貢獻極大，由哀莫爆料所獲外國稅務機關的肯定，就可看出對瑞士銀行界的負面影響。
當然瑞士是一特例，其他國家對吹哨者一般皆有保護的規定，澳洲在1993-2013年間各省分別立法，對公部門提供吹哨者保障；至於私部門的吹哨者則於2004年公司法修正時予以納入。美國在1989年也針對公務機關訂有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針對公務員違法不當、濫用公款或職權，設計吹哨告發的機制。
顧主委也許是同情哀莫的處境，也可能因國內弊案的啟發，才多次針對吹哨者友善環境提出看法，其實吹哨問題不應由金管會孤軍作戰，由國外狀況可以發現，不僅金融界需要吹哨，整體企業都需要吹哨；不僅私部門需要吹哨，公部門更需要吹哨，尤其針對真正基於正義願意挺身而出，對抗的不限於單一機關（構），甚至是對抗整個體制時，一個跨部會甚至跨院的吹哨者保護機制就相當重要，好在國外立法例不少，顧主委就不要用「納入內控內稽」小謀小略的巧門，索性建議行政院做一全盤規劃，如果五院乃至總統不接受，那就是台灣版的「哀莫困於吹哨」，民眾只好「哀莫大於心死」！
(本文刊載於 2018.03.13. 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