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我以反全球化的因應發表演講，其中雖僅一小部分涉及美國財政部半年一度的「國際經濟及匯率報告」，但隔日媒體多以美國匯率報告盯上台灣為報導重點。
演講中我提到4月出爐的財政部報告特別新增一欄，點名「過去12個月有8個月超過買匯標準」的國家，只有台灣及瑞士符合，而瑞士全年超標甚多，因此此一新增欄位明顯是針對台灣過去的操作模式而設。對此，媒體報導央行表示台灣被列入並非因為干預匯率，而是因為對美貿易順差。如果此一報導無誤，恐怕事實認知有誤。首先「對美貿易順差」其實是台灣唯一不符列名的標準（只有133億美元）；被明列符合指標的是「貿易順差達GDP 3％」，而台灣超標將近5倍。至於有無干預一項，我國因去年第4季央行及時煞車，以1.8％GDP的買匯額，驚險閃過2％的指標，但不要忘了前述的新設欄位，是被勾為Yes，表示美國已然洞察台灣外匯市場的實況，更何況該新增欄是列在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的大項之下，是否涉及干預？值得省思。
倒是央行提到「對美貿易順差」一項，是否應列為指標？倒是有趣的議題。經濟學人雜誌對此指標一向不以為然，因為一個國家對美順差不表示有匯率操縱，只表示某些產品對美享有比較利益，更何況對美國以外國家說不定還有逆差。中國在美國匯率報告中對美順差3,470億美元，但整體順差反不如德國。
德國於今年2月9日宣布去年貿易數字，整體貿易順差2,700億歐元（約3,000億美元）世界第1，但依美國匯率報告，對美順差則僅有649億美元。只是數字發布時間敏感，就在川普就職前十天，因此白宮經濟委員會主席Navarro出聲指責德國操縱匯率，致歐元比早年德國馬克更弱，形成德國汽車、機器較佳的競爭力，關於這點馬上被德國外交部長回敬請美國make better cars。
說德國操縱匯率，德國人未免覺得冤枉，因為歐元是歐洲中央銀行發行，德國縱然有心也無從操控（當年希臘要脫離歐元區，就是想要有獨立的外匯政策）。而歐洲中央銀行長期買入債券、採取數量寬鬆及負利率（零利率），也是為因應美國次貸風波後的歐債危機，目的在協助德國以外的歐盟成員，也為華爾街惹出的問題善後。而在另一方面，反而是德國產官學界對歐銀策略多所批評，認為對德國存款人不公平，而且低利率環境也不利保險業的經營。
德國既未操縱匯率，則驚人的貿易順差從何而來？首先此應歸功前總理施洛德在2003年推出的Agenda 2010，強化德國的競爭力，使德國安度金融危機。雖然施洛德所屬的社會民主黨因此動搖基本盤失去政權迄今，但其勇於改革勞動條件，刺激投資意願的努力，加上其後的工業4.0，奠下今日德國領導歐盟的基礎（詳見2013/10/01本報專欄「沒有施洛德，也要梅克爾」）。
德國在歐元區內，無法有獨立的外匯政策，但當年協調勞資雙方採取控制薪資成長的策略，形同在歐元區內變相貶值，也因此強化了出口競爭力。
時下，面對美國的指責，雖然理由牽強，但德國經濟學家多建議採取提高工資，並鼓勵投資、消化超額儲蓄、改變撙節政策，以緩和經常帳順差占GDP幾近9％的狀況。
我國多年來，經常帳順差占GDP比率常徘徊在15％左右，如今面對美國匯率報告的餘波盪漾，壓力更大，如欲減少外匯市場的干預，恐須交錯採取配合措施，前述德國的經驗與對策，應該是值得參考的借鏡。
(本文刊載於2017.05.09.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