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為郭董站台!其實並不意外。從競選到當選，從當選到就任，從就任到現在，川普始終在意美國的貿易逆差。嚴詞譴責貿易順差國，笑臉歡迎減少逆差的作為。由三月初USTR的兩項貿易文件，到四月間財政部的匯率報告，無不顯示America First「美國第一」的精神，有時甚至是America Only「美國唯一」，只顧美國，卻無視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
外界常認為，美國貿易談判的主要對手是中國。不過更常被川普乃至其團隊重力抨擊的應是德國。就職前十天，白宮貿易顧問內瓦羅即指控德國操控匯率，協助產業外銷，德國則反擊德國已不使用馬克，歐元非其所能控制，甚至還常質疑歐洲中央銀行立場；德國外交部長更直斥「make better cars」，暗詆美國汽車的品質。但這種氣勢旋被德國公布2700億歐元貿易順差所抵銷，雙方唇槍舌戰，莫衷一是。之後川普連續在五、六月數度於公開場合抨擊德國，並以簡單易懂、顯然是訴諸國內選民的語言「Very bad on trade」，形容美德貿易的關係。
將美國的不景氣，歸罪於產業外移、非法移民及匯率操控，是對經貿的無知；而意圖以提高關稅、驅逐移工、廢除FTA做為解決問題的方案，更是自毀長城。G-20財長會議的公報竟因美國反對，一時無法納入「維護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的字樣，也難怪梅克爾在6/29演講時高調譴責保護主義及孤立主義。
對川普而言，貿易順差是bad，貿易逆差是good，最好能做到平衡，經濟學人雜誌曾以economic illiteracy（經濟文盲）形容此種論調。川普對自由貿易的解讀，也許並不正確，但其多次批評德國貿易順差，也許有一種歪打正著的效果。台灣自46年前開始享有穩定的出超以來，也許因為對國際情勢的不安，對「出超」（順差）十分推崇，甚至也因此影響中央銀行的匯率政策。但順差真是如此美好？
從某一方面看，貿易順差來自出口的貨物價值，超過進口貨物價值，好像一個人或家庭，收入多支出少，享有節餘，也因此儲存未來消費能力，好像是美德也是美事。但是長期大量的貿易順差，姑不論有無匯率操控（應該有），至少也表示犧牲國內的資源、勞力、環境進行生產，提供產品予外國，而卻未換回可增益國民福祉的足夠商品或服務。
從經濟學角度觀察，貿易順差其實等於超額儲蓄（也就是熟知的NX＝S‒I，由NX＝Y‒G‒C‒ I及S＝Y‒C‒G而來），換句話說，會產生「出超」與國內儲蓄過多，而投資太少有關，類似億萬富翁卻連個冰箱都不願意買。德國的順差來自國民、政府、企業都有過高的儲蓄，國民的行為或許與官方所說高齡化社會有關，但政府及企業吝於投資，就會對國家長期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也引起川普對順差的注意。
川普不滿德國的貿易順差，是關心德國勞工低薪影響消費，政府及企業投資不足，從而不利德國、歐陸乃至全球經貿，應該是悲天憫人的胸懷。而德國對川普的指責，頗覺冤枉，因為德國對美貿易順差為649億美元，比日本還少30億，但美國匯率報告指出，德國問題在於整體順差占GDP比例達8.3%，明顯過高，表示其投資低迷、消費不足。如果這點成立，則台灣更應注意，因為台灣全年出超達GDP 13.4% (大陸1.8%)，而整體外匯存底更占GDP 82%（德國1%，大陸與韓國為27%），因此台灣的問題比德國還嚴重，當政府官員為貿易順差而驕傲，為龐大外匯存底而欣喜時，也要想想在這些數字背後的意義，這才叫「前瞻」！
(本文刊載於2017.08.22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