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金融界的前輩稱西裝為西米羅（台語），源於日語的「背広」 （發音為sebiro），其實這在日本也是外來語，追根究底指的是倫敦滿是西裝店的一條街Savile Row。三十多年前我初訪倫敦，也曾抽空前往瞻仰這條手工西裝的聖地，其做工的精緻與客製化程度，曾使引進西裝的日本人拜服，遂將街名與西裝劃上等號，直接以街名稱呼這套服裝。英國近代名作家Peter Mayle在Expensive Habits一書中，也曾娓娓描述在這條小巷中（街道狹窄）訂製西裝的奢華經驗。上個月街上有兩家商店在此一套西裝三千英鎊的商圈中開賣美國A&F的時尚潮服，居然引發一批年輕人持牌抗議，其標語文字為Give Three-Piece a Chance(給三件頭西服留條路)，看得出奢侈品與必需品、乃至傳統與新潮之間微妙的關係。
去年耶誕期間，報端出現一則「薄瓜瓜紐約狂買精品」的新聞，報導薄熙來么子在名牌雲集的百貨公司購物情節。曾幾何時，在媒體上精品與奢侈品已成為可交互使用的字眼，英文同為Luxury，不過奢侈二字較為負面，業者有意無意使用精品二字，是在凸顯精緻工藝的高明手法。由經濟學觀點看，用以衡量消費者因「所得變動」所引起「需求量變動」敏感度的指標，稱為所得彈性，所得彈性大於一，通常定義為奢侈品，小於一則為必需品，彈性倘為負值，就歸類為劣等財。一般飲食是典型的必需品，其支出增加的百分比通常低於所得增加的百分比，這也可以解釋，經濟高度成長時，農家收入相對偏低的現象。至於奢侈品(精品)，其消費金額往往在人類財富稍增時，會呈現相對較高的成長。根據經濟學人的統計，過去二十年，全球精品消費者增加三倍，而全球GDP在同一時期僅成長兩倍；而五年前全球精品的1/4為中國顧客所購買，及至去年此一貢獻度則增為1/3，凡此均可看出所得彈性大於一的實證現象。
與奢侈品在經濟上概念相同的就是炫耀財(Veblen goods)，是美國經濟學家韋伯倫（Thorstein Veblen）於1899年「有閒階級論」一書中所提出，該種財物如價格上升，常導致需求也攀升，韋伯倫將此歸因為Conspicuous Consumption（炫耀性消費），與物品本身的高品質、獨特性、地位表徵有關，造成與一般經濟法則價格上升會導致需求減少不同，甚至價格下跌，需求也不會增加，反而有時低價成習，物品轉而成為大眾市場（mass market）商品，甚至逐漸喪失精品地位。2004年時，某知名國際品牌G，訂出業績倍增方案，結果營收小幅成長，卻損傷品牌形象，至今仍在修補中。至於某著名品牌H則在策略上規定部分商品下單後六個月始能取貨，就更能凸顯其罕見性，進而鞏固其精品的地位。
人類追求精品，不外是基於其稀有性、象徵性、顯奢性，十年前歐美研究亞洲新貴追逐名牌的現象時，曾提出亞洲人藉歐洲精品「重新界定自我及社會地位」（redefine identity and social position）的觀察，如譯為白話文就是攀附名牌藉抬身價，暗諷亞洲人的自信不足。但近來各方研究顯示，擁有（having）精品炫耀者固然居多，但也有不少人轉為融入（being）精品認同其設計觀念，顯示新興市場消費者的境界及層次已有提升。
看時下企業領袖乃至政治人物，其實不少人具有奢侈品的特性，由於其表面的人格特質，呈現稀有性、象徵性、及顯奢性，甚至還具有神秘感與距離感，故吸引不少群眾及媒體青睞，一旦消費行為（選舉）完成，消費者（民眾）才會漸次發現此一炫耀財是否具有精品應備的高品質?也才知道消費行為前所展現的特質是否為幻象？事實上，晚近奢侈品被稱為精品，雖可能是業者採正面行銷方式的結果，但也點出Savile Row的精緻做工、優良材質才是奢侈品之所以搶手的原因，所謂稀有性、神秘感無非是因質「精」工「精」而衍生。
近來有不同層級的首長遇有棘手難解的問題，就會喊出「一切以民意為依歸」，乃至「還政於民，人民決定」的口號，固然滿足部分民粹心理，又可規避責任，但也讓我想起2014年十月在英國Message House網站上的一篇文章：Polling provides the map but leaders pick the path(民意只提供地圖，但領導者要選定路線)，如果領導者高興時無視地圖隨意指路，不高興時就只把地圖提供給民眾，聽由大家各自選路，那奢侈品遲早會變為所得彈性負值的inferior goods。
其實在民主社會中，民眾需要樸實無華的必需品可能甚於華而不實的奢侈品；買精品是在購買時就付出確定金額的代價，但錯買政治上的奢侈品會在未來付出不知上限的代價。
(本文刊載於2015.01.18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