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拜登總統上任，推出美金1.9兆的紓困預算案，相當我們三十年的國家總預算，其中最爭議也最曲折的，竟是混雜其中擬提高「聯邦最低工資」，將每小時由7.25元提升至15元的議案。
有爭議，倒不是因為方案是慷民間之慨，而是美國Federal minimum wage自2009年起從未調整過，而且在歐巴馬時代，即已多次在國情咨文(State of Union)提出，卻都功敗垂成。拜登頗有政治智慧，欲完成歐巴馬的未竟之志，先利用疫情紓困，兩黨協商的巧門(reconciliation)，避開表決的高門檻，繼而又想出分五年逐步提高的緩兵之計，但沒想到在上周末(3/5)在參議院表決時，竟有八位民主黨參議員戲劇性跑票，致被剔除於預算案外。這可說是拜登在國會前哨戰的首敗，不過這是美國學術界爭辯不休的老問題，由應否有最低工資、到是否提高、提高的幅度，都有極多學術及實證的討論與研究。
猶記得2015/5/19，瑞士曾舉辦公投，否決時薪22瑞士法朗(媒體多稱月薪4000瑞士法郎，當時約當台幣13.5萬元)最低工資的提案，理由是唯恐影響就業機會，當年還被譽為理性民意的表現。
同年2015/7/3，從未立法規範最低工資的德國，延續前一年大選辯論議題，為維護執政聯盟的約定，首次通過每小時8.5歐元的最低工資，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實施最低工資以後，多年來均維持與中位工資(Median)0.48:1的比例(平均工資Mean則是0.43:1)。
為什麼值得注意? OECD(經濟合作開發組織)每年均公布其會員國最低工資與該國平均工資(包括Median及 Mean)的比例，一方面可跨國比較，另一方面可顯示一個國家內部收入的落差，並可避免最低工資訂定失之過高或過低，在學理上稱為Kaitz Index。國內每次討論基本工資，常講經濟成長、物價水準、國內生產毛額等，卻不見對Kaitz Index的著墨。國內勞動官員常提史上唯一拒絕基本工資提高，是在2012年(我院長任內)，其實公文記載極為清楚，當時我是同意時薪的提高(因領時薪者多為弱勢)，至於月薪的提高，則請主管部會解答兩項問題: 其一是實際領取基本工資的人數，其二是我國的Kaitz Index為何。這在全世界都極普通的問題，竟遭扭曲，不僅我離職後未有說明，迄今也沒有答案。在照顧勞工的大帽子下，這種基本功夫，最簡單實用的指標，竟遭長期忽視。
2019年底，英國政府委託美國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所做最低工資的研究顯示，只要最低工資未超過median wage的60%，企業應有空間吸收，尚不致構成太大影響，對勞動市場只有Negligible employment effect。當然這是針對英國的在疫情前的數據分析，各國都可以依最新狀況，視本身的經濟發展及勞動條件，進行個別的研究。
Minimum wage經過百年的論戰，各種論述都已完備，極端觀點亦已適度妥協，各國多已聚焦在如何訂定Minimum wage，以兼顧勞工與經濟。大家已然了解，最低工資過高，會扭曲市場均衡價格，反而影響就業；最低工資過低，會傷害勞工，亦不利企業製程、設備的現代化。各國的平均工資(Median/Mean)實已反映上述各種因素，研究最低工資與平均工資的比例，也能考慮跨國競爭及國內財富分配等因素，才是理性思考我國基本工資的方策，至於「最低工資法」專法，如不引進Kaitz index，只是意在製造對立、爭取選票，在法律上意義不大。
(本文刊載於2021.03.08.經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