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經濟學人雜誌刊出一篇A tale of three cities(三城記)，討論亞太金融中心的爭奪戰，讀後不禁感嘆台北何其憔悴。
十九世紀時，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曾說「地中海是過去的海洋，大西洋是現在的海洋，而太平洋是未來的海洋(Ocean of the future)」，已遙指亞太地區在21世紀的重要性。所以當2009/5/10耶魯大學 Jeffrey Garten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 From Nylon to Shangkong一文，表示金融中心即將東移時，西方世界雖議論紛紛，但並不驚訝。當時所謂Nylon是指紐約及倫敦，而Shangkong則分別指上海及香港。
2009年6月，我以金管會主委官銜應邀赴香港演講，港媒以1997以來台北最高階訪港稱之，兩岸三地氛圍隱有微妙變化，我在演講中也引用Garten文章，指出金融海嘯後，區域商機無限。同年十一月，經歷五個月折衝溝通後，大陸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與我方金管會，以雙方對等、無白手套、官方對官方方式，簽訂三份金融MOU，兩岸和緩，金融合作轉向正面發展。事後駐美大使沈呂巡透露，該MOU打破白手套模式，諸多意涵，甚至引發美方高度關切，其中是否涉及地緣政治，不得而知，但至少對台北金融影響力，有不少想像空間。次年(2010)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排名，台北拿到19名，是有史以來最佳名次，可見國際金融界至少已見證、甚至承認台北在金融方面的潛力。
今年三月，GFCI又有新排名公布，台北淪落至第66名，此事或可預見，但居然是亞太地區廿個城市中倒數第二名，在主觀感情上頗為不忍。近年國際媒體論及亞太金融中心，已完全不見台北字眼，當然這也難怪，歷來談到金融中心，亞太地區常是香港居首，但2019年香港「逃犯條例」事件(或稱反送中事件)，台灣選舉上雖享有政治套利，在國際上卻是重新檢視香港地位，原先相信香港既有法律制度，作為前進中國跳板的信念，產生動搖。近年外資設立亞太總部，港、新固然各有斬獲；但財富管理業務方面，香港雖在十年間由1.3兆美元成長至3兆美元，同一時間新加坡則由1兆躍升至3.4兆。另就股票市值言，新加坡交易所又遠不及香港及上海，不過三城金融業務的拉鋸不斷浮現。
梳理國際企業亞太經營模式，漸以上海為中國跳板，以新加坡為亞太跳板，已不再獨沽一味，雖然最近上海Lockdown，減損一些外資信心，然咸信仍會逐漸回歸正軌。不論結果如何，台北與金融中心的角色，似乎漸行漸遠，如在金融科技方面，例如發展CBDC(央行數位貨幣)又因種種顧慮，裹足不前，優勢將更為減少。雖說台北有自己的路，不一定要強作金融中心(或人民幣離岸中心)，但也不必拋棄已被承認的金融潛力，或是既有貿易、地緣上的優勢，畫地自限。善於利用(leverage)本身地位，跳出陳舊框架，形塑下一波金融攻勢的環境，才是智慧政府。